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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许传刚

[词曲] “词派”与“词体”(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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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1-15 09:51:35 | 显示全部楼层
(二六)梁溪词派
      《梁溪词选》(清侯晰编选),梁溪为无锡别称,是书汇辑清初无锡籍词人,凡十八家,各为一卷或二卷。性质略似孙默《十五家词》、龚翔麟《浙西六家词》、戈载《宋七家词选》之属。其所录诸家,为秦松龄《微云词》、顾贞观《弹指词》、严绳孙《秋水轩词》、杜诏《浣花词》、邹瑢《香眉亭词》、华侗《春水词》、汤焴《栖筠词》、张振《香叶词》、僧弘伦《泥絮词》、邹祥兰《问石词》、顾彩《鹤边词》、蔡灿《容与词》、侯晰《惜轩词》、侯文耀《鹤闲词》、侯文灯《回雪词》、顾氏(文婉夫人)《栖香阁词》等。形成的文学环境梁溪回流、蠡湖之畔的江苏无锡是清代词人的渊薮地之一。严迪昌《清词史》把清初无锡这些人成为“梁溪词人群”,在清初词人文坛上确实是一个不容忽视却有待挖掘的地域性文人群体,有人称之为梁溪词派。
 楼主| 发表于 2022-1-15 09:53:10 | 显示全部楼层
近人詹安泰先生在《宋词散论》中把宋代自柳永以下分为八派:
       ① 真率明朗:不事假借,极少粉饰,有甚说甚,而委曲详尽,妥帖谐叶,既明朗,也深切。以柳永为宗。沈唐、李甲、孔夷、晁元礼、曹组是其嫡嗣。
       ② 高旷清雄:以苏轼为代表。源于五代十国时韦庄和李煜。可归属该派的有黄庭坚、晁补之、叶梦得、朱敦儒、陈与义。张元干、李纲、张孝祥继承这一派沉着悲壮作风,是由这一派过渡到豪放派的桥梁。
       ③ 婉约清新:以秦观、清照为代表。秦远师南唐,近承晏、欧而参以柳永,时有凄怨之音,似李煜中期之作,比晏、欧伸展,比柳永雅丽。清照前期妍媚,后期凄怨。总倾向是婉约,与秦七同。赵令畤、谢逸、赵长卿、吕渭老等可归属此派。
       ④ 奇艳俊秀:以张先、贺铸为代表。属这派的有王观、李廌、李之仪、周紫芝等。
       ⑤ 典丽精工:以周邦彦为代表。
       ⑥ 豪迈奔放:以辛稼轩为代表。其源出于苏轼,经过贺铸、张元干等悲壮激昂之作,益以时代之剧变,使这一派词走上雄奇跌宕、豪迈奔放的道路而另成一种独特的风格。苏词虽然是“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但毕竟是“以诗为词”(陈师道语)。到了辛幼安,那就经、史、子、集任意驱遣,自然合度,是英雄豪杰,“弓刀游侠”(谭献语)了。陆游、刘过、刘克庄皆属此派。
       ⑦ 骚雅清劲:以姜白石为代表。“宋元者张辑、卢祖皋、史达祖、吴文英、蒋捷、王沂孙、张炎、周密、陈允平、张翥、杨基、皆具姜夔之一体。”(《黑蝶斋诗余序》)
       ⑧密丽险涩:以吴文英为代表。远祖温庭筠,近师周邦彦,讲究字面,烹炼句法,极意雕琢,工巧丽密,往往流于险涩,面貌略近诗中李贺和李义山,而更为隐晦。明显走梦窗一路的有尹焕、黄孝迈、楼采、李彭老等。
       刚刚说  此分法虽名“派”,实为“体”,是按“风格”分而不是按“传承”来分的。
 楼主| 发表于 2022-1-15 09:56:32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二节  【体】
       “体”,文章或书法的样式、风格:体裁(文学作品的表现形式,可分为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文体(文章的体裁,如“骚体”、“骈体”、“旧体诗”)。字体。此处一般指创作风格。“体”,可以是个人的风格,也可以是几个人相同的风格,也可以以一人为宗,其他人为粉丝。但有时也可以风格不相同,而是同时享誉于文坛的并称,被时人所称,如“吴蔡体”。
       【吴蔡体】
       金初吴激(字彦高,自号东山散人)、蔡松年(字伯坚,号萧闲老人)享誉词坛,其词被词家推为“吴蔡体”。吴词多为沉痛的故国之思,悲凉清婉;蔡词多受苏轼影响,清越雄劲。《历代词话》卷九引宋周紫芝《竹坡丛话》云:“金九主百一十八年间,独蔡松年丞相乐府与吴彦高《东山乐府》脍炙艺林,推为‘吴蔡体’”。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三:“金代词人自以吴彦高为冠,能于感慨中饶伊郁,不独组织之工也。同时尚‘吴蔡体’,然伯坚非彦高匹。”
      【柳永体】
       一是它的俗词属性。柳永体本身含有雅词的一面,但俗词更是它的本质属性。柳永其人本身就有两个属性,他本身应该说还是士大夫的一员,也自然拥有雅文化的一面,但他的词作,更多地是代市民立言,是写给市民看的,后者更是他的本质。柳词的俗词属性,是柳永体的基本特征。李清照批评柳词“词语尘下”,无疑是准确的。因此,柳词的其他特点,大多可以作为这一基本特征的具体内容。
       其二,是柳词的写真属性。诗歌表达作者的真实生活、真实情感,原本是天经地义的,诗骚以来,莫不如此。但词体原本是文人效仿民间词而来,这就使它先天地带有模仿的性质,具有仿真的属性。太白体的《清平乐》,是应制作词,多模仿宫女、宫怨,花间体“男子而作闺音”,多是造景、造情、造语、造象之作,正中体淡化所造之景象话语,而凸出朦胧哀怨,仍然在造情窠臼,只有后主体第一次以词体写作个人传记,具有突破意义。但后主所写,作为帝王生活,并不具有士大夫的普范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柳永是以词体书写作者个人真实生活、真实情感而又带有士大夫普范性意义的第一人。所以,柳永的影响才会如此巨大。柳词的写真属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作为士大夫一员的柳永的个人生活和情感,主要表现在他的羁旅之词,来写作他不被士大夫阶层所容纳的悲哀;二是作为士大夫叛逆而代市民立言的柳永,写作“误入平康小巷”沉醉于青楼楚馆的柳永,写出他的真实情爱和作为男人的种种欲念。
       其三,是柳永的近代文化属性。上述两个属性,都可以进一步提升概括为柳永的近代文化属性。词为艳科,原本是士大夫共同创造的,是经历数百年时光的自然约定俗成,是华夏文化重礼教而男女情爱又是诗歌重要主题这一矛盾的合理解决。但士大夫阶层以及儒家文化之所以能容纳词为艳科,长期以来的一个重要约束,就是它的造情、造景的特性,就是“男子而作闺音”的戏剧性,也就是说,士大夫以词体写作男女情爱,并非真实记录,这就给一切想象的或者真实的情爱写作,可以给予传统的香草美人、君臣寄托的合理解释,从而合理地容纳于儒教文化之中。柳永则不然,他不但写作市井生活、市井情调,而且写作自己的真实情爱,并且是与妓女之间的泛爱,这就必然地溢出传统士大夫文化的范围,而拥有了近代文化的性质。柳词的慢词长调、铺叙写法、以白话入词等等写作特色,其实都是这一属性的具体表现,也是近代文化这一属性的必然结果。
      【东坡体】
       其词突破了传统词的题材限制,扩大了词境,他以诗为词,开创了宋词的新时代。他的词有三种风格:1、豪放风格。这是苏轼故意追求的理想风格,他以充沛激昂甚至悲凉的感情融入词中,写人状物以慷慨豪迈的形象和阔大雄壮的场面取胜; 2、旷达风格。这是最能代表苏轼思想和性格特点的词风; 3、婉约风格。苏轼婉约词的数量在其词的总数中占有绝对多的比例,这些词感情纯正深婉,格调健康高远,也是对传统婉约词的一种继承和发展。
      【稼轩体】
       辛稼轩词多姿多彩、不拘一格,以豪放著称亦兼擅婉约。其怀古词激扬奋厉,抒情词悱恻缠绵,闲适词清新、自然,奄有众长,号为“稼轩体”。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八谓唐宋名家流派不同,“辛稼轩为一体,张、陆、刘、蒋、陈、杜合者附之”。
辛词在语言技巧方面的一大特色,是形式松散,语义流动连贯,句子往往写得比较长。文人词较多使用的以密集的意象拼合成句、跳跃地连接句子构成整体意境的方式,在辛词中完全被打破了。但并不是说,辛弃疾的所谓“以文为词”不再有音乐性的节奏。在大量使用散文句式、注意保持生动的语气的同时,他仍然能够用各种手段造成变化的节奏。辛词在语言技巧方面的又一大特色,是广泛地引用经、史、子各种典籍和前人诗词中的语汇、成句和历史典故,融化或镶嵌在自己的词里。这本来很容易造成生硬艰涩的毛病,但是以辛弃疾的才力,却大多能够运用得恰到好处、浑成自然,或是别有妙趣,正如清人刘熙载《艺概》所说:“任古书中俚语、廋语,一经运用,便得风流”。
      【易安体】
       婉约而不流于柔靡,清秀而具逸思,富有真情实感,语言清新自然,流转如珠,音调优美,故名噪一时,号为“易安体”。特定的历史条件促成了“易安体”神“愁”形“瘦”而以清新奇隽出之的艺术特征。“易安体”既保持了南唐以来抒情词的传统词风,又创造了以时代悲剧为背景的、表现作者个人的深沉感受和巨大不幸的艺术风格。词风特点:1. 以寻常语入词。以寻常语入词是“易安体”最为突出的特点之一。李清照在她的《词论》中力主词“别是一家”,竭力维护词作为一种独立文体的本色,而她作词也严守此道。她不追求辞藻华美,也不刻意熔铸前人诗句,而是大量使用从口语中加工提炼的、明白省净而富有表现力的寻常语言,来明明白白表述自己的真情实感,从而使词作自然清丽,极富情味。2.易安体格调凄婉悲怆。3.倜傥有丈夫气。李清照既然是个女词人,她的易安体自然未能摆脱闺阁之气,但这决不能视同一般的“闺阁词”。沈曾植《菌阁琐谈》就说“易安倜傥,有丈夫气,乃闺阁中之苏、辛,非秦、柳也”。
        【朱希真体】
       (朱敦儒字希真)晚年被迫隐居,常放浪于烟霞之间,写下了大量的隐逸词,多歌唱看透尘世后的随缘自适、逍遥行乐,但又深藏忧怨,有较浓的虚无思想色彩。其词语言浅白如话,形象单纯、明净,风格飘逸自然,开南宋隐逸词派之先河。这种在当时词坛能自成一家的风格物色,被称为“朱希真体”。又因其词集为《樵歌》,故亦称之为“樵歌体”。其主要特征:南渡前风格清丽超旷,近似苏轼,有不食人间烟火之风.南渡后身经国难,则有不少慷慨悲凉、忧时伤世的爱国名篇传世。
       【介庵体】
       (赵彦端字介庵)(暂缺)
       【白石体】
       (姜夔)白石体的出现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白石词,素以“风流”、“骚雅”的风格著称,张炎称白石词“不惟清空,又且骚雅,读之使入神观飞越”(《词源》)。这种风流骚雅,乃是一定的生活情趣在艺术中的“升华”。白石词中的“骚雅”所寄者乃是一种极为强烈的人格情结。正是出于对人格的自尊自立,使他产生了通过文学创作来彰显自己清高脱俗之人格气质的自彰自明意识,其词作之所以呈现出冷香、幽韵、清刚、峭拔等美学风貌也与其特定的创作旨趣与表现艺术有所关联。概言之,词不仅化作了白石精神生命的物质存在,也确立了他的生命精神、生命意志。正是通过对其词作的自矜、自赏所获得的审美愉悦,他才在极为清苦的生活中“独善”“固穷”以终身。
       何谓“骚雅”?简而言之,就是要有寄托。“离骚”者,牢骚也;《小雅》者,怨诽之辞也,都属于情绪感触。然此种牢骚感慨,不但是“不淫”“不乱”的,而且“蝉蜕秽浊之中”“浮游尘埃之外”,“涅而不缁”,可“与日月争光”,是十分高洁的。可见,它已经不是一般的牢骚感慨了,而是作家深心中的一种怀抱,一种寄托。况周颐在《蕙风词话》卷五中说得最为明白:“词贵有寄托。所贵者流露于不自知,触发于弗克自已。身世之感,通于性灵,即性灵,即寄托,非二物相比附也。”之所以词中之寄托往往是“流露于不自知,触发于弗克自已”,(《蕙风词话》,《词话丛编》本,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乃是因为它通于作者的性灵。而性灵,归根到底,又是来自于作者的身世感受。此种身世感受,向内来说,是深藏于作者内心中的一种极为深切或者极为隐秘的情感或者情结;向外来说,就是融贯于作品中的一种情思、情感,亦即所寄托的骚意。
       就白石而言,隐藏在其内心中极深的情结是什么呢?既不是早年与合肥琵琶女的恋情,也不是一般的怀才不遇、自伤漂泊之感,追根究底,最深沉处乃是一种极为强烈的人格、人品意识。正如清人蔡宗茂所言:“词盛于宋代,自姜、张以格胜;苏、辛以气胜,秦、柳以情胜。”其所以白石的同时代人与后世评家一再以“格”“气格”“格韵高绝”等来评价赞许他,正是因为看到了他作品中那种一以贯之、时时彰显出来的极为高洁的人品气质、人格精神。而白石如此强烈的人格意识主要是来自三方面, 一是因早年失怙而造成的难与世偕的敏感、孤凄、伤感、幽独而又极思独立自强的心态;(这种心态从他最早的词作《扬州慢》词境中就可以看出。其词作终生未能走出这种伤感情调,虽为以后的身世遭际所致,但早年的心理定势当也是一重要原因。) 二是在成年后长期依人作幕、漂泊江湖之生涯中因位卑才高的屈辱心态所逐渐形成的一种极为敏感与强烈的自尊心; 三是因着杨万里、范成大诸公“以为翰墨人品皆似晋宋之雅士”“甚似陆天随” (见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二,中华书局1997年第2版。)等评语赞许他,时人也往往因其人品高洁而敬重他而形成的自重心理。可以说,正是这三方面的原因,促使他产生了远较当时其他清客文人明确的人格意识,并进而在其作品中自觉不自觉地彰显出一种高雅狷介、超尘脱俗的人格精神。
      【俳谐体】
       俳偕体即嘲、戏之作,也可称为滑稽体。北宋后期词,在“侧艳之外,复有滑稽一派”(刘永济《词论?通论》)。北宋后期和南宋初期著名的俳谐词人有赵征麟、李方叔、邢俊臣、张继先、康伯可、洪迈、王正之等,辛弃疾亦作有俳谐词约四十首之多。
 楼主| 发表于 2022-1-16 09:10:10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三节  “析派”与“辩体”、“俗”与“雅”
         一、唐宋词分派的由来
        在唐宋词兴盛时期,对词虽然有不同风格类型区分的说法,但并没有“派”的称呼。给唐宋词分派别,宋人尚没有系统的词派之说,但析派、辨体之论已起。如《碧鸡漫志》卷二就勾勒了苏轼、柳永两大词派。又如汪莘《方壶词自序》谓宋词凡三变:“东坡一变,其豪妙之气,隐隐然流出言外,天然绝世,不假振作。二变而为朱希真,多尘外之想,虽杂以微尘,而清气自不可没。三变而为辛稼轩,乃写其胸中事,尤好称渊明。此词之三变。”此类议论,宋人尚多。
        王灼《碧鸡漫志》勾勒出苏、柳两大派。至于词体,宋人提到的计有:白乐天体、花间体、南唐体、柳永体、东坡体、易安体、朱希真(朱敦儒字)体、吴蔡体(吴彦高与蔡伯坚)、稼轩体、介庵体(介庵,赵彦端字)、白石体。但宋人有关词派、词体之说,尚为零星散乱,不成系统,未能定论。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八云:“唐宋名家,流派不同,本原则一。论其派别,大约温飞卿为一体,韦端己为一体,冯正中为一体,张子野为一体,秦淮海为一体,苏东坡为一体,贺方回为一体,周美成为一体,辛稼轩为一体,姜白石为一体,史梅溪为一体,吴梦窗为一体,王碧山为一体,张玉田为一体。其间惟飞卿、端己、正中、淮海、美成、梅溪、碧山七家,殊途同归。馀则各树一帜,而皆不失其正。东坡、白石尤为矫矫。”
        论词派的着眼点与论诗一样,在于“析派”与“辩体”。宋人论诗派,以吕本中作《江西诗派宗派图》为例,就是以诗法传授为据,盖如禅宗之“法嗣”之说。严羽论诗体,凡是创作上有共同倾向或个性特色的都专立为一体。有不少是自成一体又自立一派的。象江西派与江西体其实是一回事。李杜苏黄诸大家,创体亦创派。故宋人论词体、词派也往往相互兼及。
        亦有不少词论者在总结前人理论和创作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词的各种流派的不同划分。
        有以正变分者:如王世贞《艺苑卮言》云:“李氏、晏氏父子、耆卿、子野、美成、少游、易安至矣,词之正色也。温、韦艳而促,黄九精而险,长公丽而壮,幼安辨而奇,又其次也,词之变体也。”
        有以时间分者:如刘体仁《七颂堂词绎》云:“词亦有初、盛、中、晚,不以代也。牛峤、和凝、张泌、欧阳炯、韩偓、鹿虔扆辈,不离唐绝句,如唐之初未脱隋调也,然皆小令耳。至宋则极盛,周、张、柳、康,蔚然大家。至姜白石、史邦卿,则如唐之中。而明初比唐晚,盖非不欲胜前人,而中实枵然,取给而已,于神味处全未梦见。”
有以南北宗分者:如厉鹗《樊榭山房全集》卷四《张今涪红螺词序》云:“尝以词譬之画。画家以南宗胜北宗。稼轩、后村诸人,词之北宗也;清真、白石诸人,词之南宗也。”
        有以人分者:如蔡小石《拜石词序》云:“词胜于宋,自姜、张以格胜,苏、辛与气胜,秦、柳以情胜,而其派乃分。”如郭麐《灵芬馆词话》卷一云:“词之为体,大略有四:风流华美,浑然天成,如美人临妆,却扇一顾,《花间》诸人是也,晏元献、欧阳永叔诸人继之;施朱傅粉,学步习容,如宫女题红,含情幽艳,秦、周、贺、晁诸人是也,柳七则靡曼近俗矣;姜张诸子,一洗华靡,独标清绮,如瘦石孤花,清笙幽磬,入其境者疑有仙灵,闻其声者人人自远。梦窗、竹屋或扬或沿,皆有新隽,词之能事备矣;至东坡以横绝一代之才,凌厉一世之气,间作倚声,意若不屑,雄词高唱,别为一宗,辛、刘则粗豪太甚矣。其馀幺弦孤韵,时亦可喜,溯其派别,不出四者。”(此段论述,“体”乃风格)
        分唐宋词为婉约、豪放两派,起于明人高邮人张綖(字南湖)于万历年间作《诗余图谱》三卷,取宋词一百十首,以黑、白圈标识平仄,著为图谱,这是最早的一个词谱。词分婉约、豪放两派之说,亦由此传开。张氏曰: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词情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宏。然亦存乎其人。如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约;苏子瞻之作,多是豪放。大约词体以婉约为正。故东坡称少游为“今之词手”,后山评东坡“如教坊雷大使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不过,张綖以此说本来论的是词体,真正把这个分类法来论词派的是清初的王士桢。其在《花草蒙拾》中混同“派”“体”,以张说的词“体”改说为词“派”,并推其同乡稼轩与易安为两派宗主:“张南湖论词派有二:一曰婉约,一曰豪放。仆谓婉约以易安为宗,豪放惟幼安称首,皆吾济南人,难乎为继矣。” 后人论词流派,多沿此说。从此,唐宋词分为婉约、豪放两派,并以此评论词人,撰述词史,成为传统说法,影响至今。但婉约派与豪放派的划分只是相对而言,因为像苏轼李清照的词都是婉约豪放互见的,还是张綖分婉约体豪放体更恰当更科学。
真正的词派界限明晰的是区域划分法。明末有以陈子龙为首的“云间词派”,清代相继有以陈维崧为首的“阳羡词派”、以朱彝尊为首的“浙西词派”、以张惠言为首的“常州词派”等,这时派别区分极其明确,他们有自己的理论主张,有创作实践,有很强的地域性,有很大的影响。这些词派的形成往往与词人们不满词作之弊而另求发展分不开,也与时代思潮、审美心理有密切关系。
        古人虽“析派”与“辩体”,但析不清辩不明。真正对词派的研究,开始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八十年代以后有进一步的发展,但还有待于深入。
        二、关于唐宋词的体与派     玄林斋主人
        唐宋词是为一种音乐文学,以其独有的文学特质,深受广大朋友喜爱。然而,关于唐宋词的一些常识,人们的理解和认识一直存在偏颇。唐宋词的“体”与“派”,就是两个相互有联系而又区别的问题,正确认识唐宋词的“体”与“派”,对于把握词史的发展,品析词的意境和风格,都至关重要。下面结合自己所学,发表一些浅陋的见解,以饗博友。
        [一]、词史上对唐宋词体与派的认识与辩论
        给唐宋词分派别,宋人尚没有系统的词派之说,但析派、辨体之论已起。如《碧鸡漫志》卷二就勾勒了苏轼、柳永两大词派。又如汪莘《方壶词自序》谓宋词凡三变:“东坡一变,其豪妙之气,隐隐然流出言外,天然绝世,不假振作。二变而为朱希真,多尘外之想,虽杂以微尘,而清气自不可没。三变而为辛稼轩,乃写其胸中事,尤好称渊明。此词之三变。”此类议论,宋人尚多。
        至于词体,宋人提到的计有:白乐天体、花间体、南唐体、柳永体、东坡体、易安体、朱希真(朱敦儒字)体、吴蔡体(吴彦高与蔡伯坚)、稼轩体、介庵体(介庵,赵彦端字)、白石体。但宋人有关词派、词体之说,尚为零星散乱,不成系统,未能定论。
        将唐宋词分为婉约、豪放两派,始于明代高邮人张綖(字南湖)。他于明万历年间著《诗余图谱》三卷,取宋词一百十首,以黑、白圈标识平仄,著为图谱,这是最早的一个词谱。词分婉约、豪放两派之说,亦由此传开。张氏曰:
        “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词情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宏。然亦存乎其人。如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约;苏子瞻之作,多是豪放。大约词体以婉约为正。故东坡称少游为“今之词手”,后山评东坡“如教坊雷大使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
        清初王士祯《花草蒙拾》始混一“派”“体”,以张南湖话改说“体”为派,并推出同乡人李清照和稼轩为两大派宗主:
        “张南湖论词派有二:一曰婉约,一曰豪放。仆谓婉约以易安为宗,豪放惟幼安称首,皆吾济南人,难乎为继矣。”
        从此,唐宋词分为婉约、豪放两派,并以此评论词人,撰述词史,成为传统说法,影响至今。以婉约、豪放两派论词,其长处,便于总体上宏观上把握词的两种主要风格与词人的大致分野。其短处,过于粗略。如同属于婉约词人,温庭筠与韦庄、周邦彦与秦观、贺铸与晏几道、吴文英与周密,向来并称,但他们的相异点实在不下于他们的相同点,更不用说李清照与柳永相去之远了。同属于豪放的苏、辛,心貌各异。同时,苏、辛一些大词人,往往兼备众体。他们固然多豪放,然其婉约之作亦不减于他人。尤其是他们一些名作,如苏轼的《水调歌头》、《贺新郎》,辛弃疾的《摸鱼儿》、《水龙吟》,完全是一种刚柔相济的词风,兼有婉约与豪放之胜。很难作出简单归属。姜白石于南宋后期,有意于婉约、豪放之外另辟一径。可见以婉约、豪放二派称之,难以弥缝。
       清人或以时间线索分宋词为初、盛、中、晚四期。尤侗《词苑丛谈序》把五代至宋之小山、安陆当作初期;淮海、清真词为盛期;石帚、梦窗词为中期;碧山、玉田词为晚期。或以代表词人作为分派标准。汪懋麟《梁清标棠村词序》:“欧晏正其始;秦、黄、周、柳、姜、史、李清照之徒备其盛;东坡、稼轩,放乎言之矣。” 浙派后期词人王鸣盛(1722—1797)《罐堥山人词集序》说:“词之为道最深,大约只一细字尽之。北宋词人原只艳冶、豪宕两派,姜夔、张炎、周密、王沂孙方开清空一派。五百年以来,以此为正宗。”顾咸三云:“苏、辛之雄放豪宕,秦柳之妩媚风流,判然分途,各极其妙。而姜白石、张叔夏辈,以冲淡秀洁,得词之中正。” (引自高佑釲《陈其年湖海楼词序》)江顺诒《词学集成》卷五引蔡小石《拜石山房词钞序》:“词盛于宋,自姜、张以格胜,苏、辛以气胜,秦、柳以情胜,而其派乃分。” 谢章铤(1820—1888)《赌棋山庄词话》卷九说:“宋词三派:曰婉丽,曰豪宕,曰纯雅。” 王鸣盛概括宋词三派,以艳冶、豪宕、清空词风为标识;顾咸三概括宋词三派,以雄放豪宕、妩媚风流、冲淡秀洁词风为标识;蔡宗茂概括宋词三派,以清隽、豪宕、妍丽词风为标识;谢章铤概括宋词三派,以婉丽、豪宕、纯雅词风为标志。四家概括宋词三派,异口同声;而对各派风格的概括虽略有不同,但大同小异。
        [二]、近代学者对词派的辨析
        近人詹安泰先生在《宋词散论》中把宋代自柳永以下分为八派:
        ① 真率明朗:不事假借,极少粉饰,有甚说甚,而委曲详尽,妥帖谐叶,既明朗,也深切。以柳永为宗。沈唐、李甲、孔夷、晁元礼、曹组是其嫡嗣。
        ② 高旷清雄:以苏轼为代表。源于五代十国时韦庄和李煜。可归属该派的有黄庭坚、晁补之、叶梦得、朱敦儒、陈与义。张元干、李纲、张孝祥继承这一派沉着悲壮作风,是由这一派过渡到豪放派的桥梁。
        ③ 婉约清新:以秦观、清照为代表。秦远师南唐,近承晏、欧而参以柳永,时有凄怨之音,似李煜中期之作,比晏、欧伸展,比柳永雅丽。清照前期妍媚,后期凄怨。总倾向是婉约,与秦七同。赵令畤、谢逸、赵长卿、吕渭老等可归属此派。
        ④ 奇艳俊秀:以张先、贺铸为代表。属这派的有王观、李廌、李之仪、周紫芝等。
        ⑤ 典丽精工:以周邦彦为代表。
        ⑥ 豪迈奔放:以辛稼轩为代表。其源出于苏轼,经过贺铸、张元干等悲壮激昂之作,益以时代之剧变,使这一派词走上雄奇跌宕、豪迈奔放的道路而另成一种独特的风格。苏词虽然是“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但毕竟是“以诗为词”(陈师道语)。到了辛幼安,那就经、史、子、集任意驱遣,自然合度,是英雄豪杰,“弓刀游侠”(谭献语)了。陆游、刘过、刘克庄皆属此派。
        ⑦ 骚雅清劲:以姜白石为代表。“宋元者张辑、卢祖皋、史达祖、吴文英、蒋捷、王沂孙、张炎、周密、陈允平、张翥、杨基、皆具姜夔之一体。”(《黑蝶斋诗余序》)
        ⑧密丽险涩:以吴文英为代表。远祖温庭筠,近师周邦彦,讲究字面,烹炼句法,极意雕琢,工巧丽密,往往流于险涩,面貌略近诗中李贺和李义山,而更为隐晦。明显走梦窗一路的有尹焕、黄孝迈、楼采、李彭老等。
       [三]、现代学者的词派论
        今人张涤云在《语文导报》(杭大中文系)上把宋词概括为四大流派(见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88年第2期),即婉约、豪放、雅正、闲逸四大派,每大流派中又分若干小派
       (一) 婉约派
        该派词的内容、题材,偏重于男欢女爱、离愁别恨,艺术风格上体现了委婉缠绵、含蓄蕴藉、清丽柔和的阴柔美。词作者大多是“太平丞相”、风流才子、文人学士,他们在词中表现了在诗文中不宜表现的微妙情感,即隐藏在内心深处的艳情和闲愁。我们可以称之为“词人之词”。可以归纳为西江派、市井派、奇艳派、正宗派、大晟词派。
       1、西江派(婉雅派)。冯煦在《蒿庵词话》中论欧、晏词时说:“文忠家庐陵,而元献家临川,词家遂有西江一派。”西江派或称江西派,是北宋前期承前启后的一个词派,以江西人晏殊、欧阳修、晏几道为代表,谢绛、王琪、杜安世、王诜、魏夫人等属之。该派特色是:和婉,温雅、轻愁淡恨的情思意绪,柔美沉静、含蕴清隽的情韵风调,明丽婉妙、细腻清华的语言风貌,多用小令的体制特点。他们的不同点是:大晏雍容闲雅、温润沉静,小晏稼丽曲屈,深婉凄楚,欧词则又有意境开阔、疏宕明快的一面,故冯煦《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说:“(欧词)疏隽开子瞻,深婉开少游。”
        2、市井派(俚俗派)。《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词自晚唐五代以来,以清切婉丽为宗,至柳永而一变,如诗家之有白居易。”柳永一生潦倒,混迹于青楼楚馆、市井巷陌。故其词语言通俗,易唱易记,“天下咏之”。他的词俗不伤雅,雅不避俗,雅俗并陈,自成一体。如其《雨霖铃》(寒蝉凄切)、《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等,更显示了文人词的高妙风韵。在体制和表现手法上,采用层层铺叙的赋体手法,淋漓尽致地叙写市民生活,抒发送别羁旅的离恨愁思。与此同时,大力创造慢词。学柳而可归入市井派的有北宋中后期的晁端礼、万俟咏、沈唐、王齐叟、李甲、曹组、赵长卿等,还有北宋末南宋初左誉、康与之等。俚俗派词对金、元散曲形成起了一定影响。
        3、奇艳派。西江派重雅,长于小令;市井派偏俗,擅写慢词,介乎两派之间而又有独特的奇警秀艳风格的,是以张先、贺铸为代表的奇艳派。张先一方面既写小令又作慢词,一方面又善于精雕巧琢,造语艳冶纤腻,时有奇警之辞,追求朦胧美、藻绘美和浓郁的情韵。如他得以自称“张三影”的三句:“云破月来花弄影”、“娇柔懒起,帘压卷花影”、“柳径无人堕飞絮无影”,等等,都显示了他的造诣。稍后于他的贺梅子(贺铸),其词色彩浓丽,精新奇警,情韵深长,如《横塘路》(凌波不过横塘路)、《薄倖》(淡妆多姿)等,词又能在浓艳中揉进幽凄的情调,抒写朦胧的意境。如“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与张先有异曲同工之妙。属于奇艳派的词人有“红杏枝头春意闹”尚书宋祁及王观、李之仪、舒亶、李廌(zhì)、蔡伸等人。
        4、正宗派(清婉派)。以秦观、李清照为代表,被誉为“词家正宗”、“当行本色”。他们继承并发展了南唐、西江派的基本风调,又融柳词长处而避其浅俗,呈现一种中和清婉之美。以真挚明净之情感,清新淡雅之语言,柔婉深蕴之风味,凄婉哀怨之情绪,确定了婉约派中的清婉体。堪称纯粹的抒情词人。他们的词情韵兼胜,清疏柔婉,语工合律,缠绵凄怨,令人陶醉,感人肺腑。特别是女词人李清照,身历南渡前后两个不同时期。其后期词愁苦哀婉之情,催人泪下,感人至深。因而,有人称她为哀婉词人。与此相同的尚有朱淑真,她的集名为《断肠集》,其风格可知。和秦、李走同一路的正宗词人,尚有赵令畤、陈师道、张耒、谢逸、谢过、吕渭老、孔夷、李祁、程垓等人。
        5、大晟词派(精雅派)。北宋末,婉约词坛出现了一位兼采众长、创调定型的大词人周邦彦,被后人视为“集大成者”。南宋雅正派视其为宗主,使他成为联通南北宋词学源流的“圣手”。他精通音律,后又主持大晟府,就词调之收集、考证、审定、创制来说,确有集大成功劳。他以四声入词,所制词调音韵清雅、词律严细,为历代词律家奉为圭臬。其词既有花间、南唐、西江派词之神髓,又有柳词之体格,张、贺的艳丽,秦词的清婉柔媚,深具曲丽精工、缜密醇雅、浑化圆融的艺术特色。他比贺铸更善于采融前人诗句,进一步增强了词的文学色彩。他擅长于下字运意的技巧,笔力顿挫,成为后人作词之指南。曾先后位列大晟府的词人还有万俟咏、晁端礼、田为、徐伸、晁冲之、江汉、姚公立等,风格相似,形成以周为首的大晟派。南宋初年,王之道、李石、史浩、康与之、曹勋、曾觌、沈端节等人词风近于此派,可看作余流。
        (二)豪放派
        宋豪放派有自己的渊源。王重民(王国维之子)《敦煌曲子词集叙录》已论明敦煌词的多种题材与风格,任二北《敦煌曲新探》列豪侠、感慨、志愿、勇武等类共130首,较婉约词百首为多。李白《忆秦娥》、韦应物《调笑令》(胡马)、李晔《菩萨蛮》、韦庄《喜迁莺》(街鼓动)、牛峤的《定西晋》(紫塞月明千里),已深具悲壮刚健之气。入宋来,范仲淹的边塞词、王安石的怀古词,都显示了豪壮风格。诗文革新之主将欧阳修虽属婉约派,但其词终不能完全掩盖豪健之气,如:《朝中措? 医刘仲原甫出守维扬》、《浪淘沙》(五岭麦秋残)等。至苏轼出,有意以诗入词,以理入词,以横放杰出入词,学之者一时追从,遂形成了与婉约词主导风格迥异的新流派。南渡后,时代剧变,爱国词如浪如潮,终于汇成声势浩大的以辛弃疾为代表的一大流派,几取婉约而代之。后期稍歇,雅正派、闲逸派风行词坛,但宋末亡国前夕,豪放派又兴起新余波。如果说婉约派词是词人之词,那么豪放派可谓诗人之词,英雄之词。根据不同的时代风格和个人风格,豪放派似可分苏派、中兴词派、辛派等三派。
        1、苏派(豪旷派)。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抒发了他驰骋疆场的豪情壮志,《水调歌头? 丙辰中秋》洋溢着天上人间的磅礴气概,《阳关曲》(受降城下紫髯郎)写同仇敌忾的爱国豪情,《满江红》(江汉西来)抒江山壮阔、人物古今之慨,《念奴娇?赤壁怀古》更显示出“英雄本色”、“横槊气概”(徐釚《词苑丛谈》),致使王世贞详曰:“学士此词,亦自雄壮,感慨千古,果令铜将军于大江奏之,必能使江波鼎沸。”(《弇州山人词评》),同时,苏轼还有较多词充分表现了高旷浩逸的风格。如《西江月?平山堂》、《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等。由豪放而趋高旷,乃东坡宦海风波、屡遭坎坷境遇所致,也与他个人旷达胸怀、浩逸气质息息相通。苏子开创的豪旷词风如一股强劲雄风吹进词坛,黄庭坚、晁补之、叶梦得、李光、陈与义等起而效之,形成一个新流派。即使婉约词人亦受其影响,如贺铸、惠洪、陈克、蔡伸诸人,亦写了一些豪旷词。后又南启中兴词派和辛派,北传金人蔡松年、吴激、赵秉文、元好问等,并延绵后世,代有名家名作。
        2、中兴词派(豪雄派)。北宋陵替,宋室南渡,靖康之耻,激起了抗战名臣、文人志士的爱国热忱,唤醒了热切的民族雪耻心。这时词坛上出现了许多豪情似火、悲愤激越的英雄之词。如李纲的《苏武令》(塞上风高)、《水在吟》(汉家炎运中微)、(古来夷狄难训),赵鼎的《鹧鸪天》(客路那知岁序移),张元干的《贺新郎》《曳杖危楼去》、《石州慢》(雨急云飞)、《水调歌头》(戎虏乱中夏),王以宁的《蓦山溪》(雕弓绣帽),胡铨的《转调定风波》(从古将军自有真),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遥望中原),邵缉的《满庭芳》(落日旌旗),张孝祥的《六州歌头》(长淮望断)、《木兰花》(拥貔貅万骑)等词,都抒发了恢复中原、雪耻中兴的爱国之志,沉痛悲愤、同仇敌忾的爱国***。这些词章一变北宋初承平享乐之风,如慷慨激昂的大刀进行曲,似悲壮凄凉的战场笳鼓声,忠愤填膺,气吞山河,写下了宋代词史上可歌可泣的一页。
        3、辛派(豪壮派)。如果说南宋中兴词派的爱国词,犹如平地第一声春雷的话,那么紧接着而来的便是以辛弃疾为代表的更大更持久的阵阵风雷。稼轩集豪放词之大成,并将其推向顶峰。其爱国词章,豪迈奋扬,悲壮淋漓,沸腾着满腔热血,如《满江红》(鹏翼垂空)、《鹧鸪天》(壮岁旌旗拥万夫)等词,雄气凌人,坐啸生风,铮铮有金戈铁马之声,唱出了爱国词之最强音。同时因投降当道,屡遭排斥,报国无门,壮志难酬,在他词中亦不免充满着愤恨之气、悲凉之情,使之带上一层沉郁悲壮色调,打上了不幸时代的印记,而与苏轼豪旷词有别。此外,他比苏词“以诗为词”更进一步,既善于取各派词家之精华,又长于遣经、史、子、集之意句,博采兼收,纵横如意,融合无间,别立一宗,形成一种摧刚为柔、百转千回,壮美与优美、英雄之气与悲郁之情交融妙回的特有风格,呈现出多棱面的立体美和深蕴沉蓄的韵味,使回肠荡气,长歌当哭!辛派词人阵容壮大,陆游、陈亮、韩元吉、杨炎正、袁去华、王质、赵善括为其羽翼,刘过、刘仙伦、戴复古、魏了翁、岳珂、刘克庄、吴潜、李曾伯追随其后。宋末,又有陈人杰、文及翁、姚勉、刘辰翁、王奕、文天祥、邓剡、蒋捷、汪元量等沉痛悲歌,继其余绪,为其余响。
       (三)格律派
        南宋中后期,宋、金签约对峙,朝中投降派主政,偏安江南,享乐之风又起。当时词坛,除少数词人追随投降派沉湎声色、粉饰太平外,辛派词人继续燃烧着爱国热情,一批词人转向山水隐逸,另一批词人则以姜夔、吴文英为代表,以周美成为先导,走向潜心研究词律、创作高雅清醇词作的道路。他们既不满婉约词的香软柔媚,感到有伤风雅,不合时代气息;又不满豪放派词的粗豪激昂,以为有失韵度、不符词体特点。他们首先以音乐家眼光看待词,以古典雅乐的“中正和平”之音,“典雅纯正”之辞净化词,以使词不失“雅正之道”。他们的词作大都具有音韵精密清越、格调高雅幽洁、笔力清健冷隽的风格,确实与婉约、豪放词风味相异,别具特色。前代评家早有明论,如高佑釲《陈其年湖海楼词序》引顾咸三语:“宋名家最盛,体非一格。苏、辛之雄放豪宕、秦、柳之妩媚风流,判然分途,各极其妙。而姜白石、张叔夏(张炎)辈,以冲淡秀洁,得词之中正。”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云:“北宋词人原只有艳冶、豪荡两派,自姜夔、张炎、周密、王沂孙方开清空一派,五百年来以此为宗。”(王鸣盛语)一代词宗夏承焘在《论姜夔词》中,亦认为姜和“苏辛、柳周两派鼎足而三”(《文学研究》1957、1)。对该派词,有人着重于内容而称“风雅派”,有人着眼于形式命为“格律派”,结合二者,突出风格特点,似可借用前人语,名为“雅正派”。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派词可称之为“乐人之词”。雅正派是南宋后期最大词派。从风格上看,可分为姜派和吴派。
       1、姜派(清空派)。由姜夔开创,史达祖为羽翼,另有高观国、孙惟信、刘镇、吴咏、刘子寰、方岳、翁元龙、黄升等影从。宋末,周密、王沂孙、张炎三大家继起,声势尤盛,但词亦成为更加高深典雅的文人词了。姜词清健空灵、幽冷疏宕、音韵高绝,寓刚于柔、运密于疏的特有风格。其代表作《暗香》、《疏影》最能体现其风格,其中亦寓家国兴亡之感。张炎《词源》:“白石词,如《疏影》、《暗香》、《杨州慢》、《一萼红》、《琵琶仙》、《探春》、《八归》、《淡黄柳》等曲,不惟清空,又且骚雅,读之使人神观飞越。”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亦云:“姜尧章词,清虚骚雅,每于伊郁中饶蕴藉,清真之劲敌,南宋一大家也。”
       2、吴派(密丽派)。吴文英(号梦窗)是继白石之后的另一位雅正派大家。沈义父《乐府指迷》述吴论作词之法云:
        盖音律欲其协,不协则成长短之诗;下字欲其雅,不雅则近乎缠令之体;用字不可太露,露则直突而无深长之味;发意不可太高,高则狂怪而失柔婉之意。
一、二、四条与姜大体相同,强调第三条,则另辟隐秀幽邃一路,同周、姜有别。同时,他善于烹炼句法,雕琢词藻,喜用丽字、实字、代字,秾丽博实,令人眩目。如其《八声甘州》(渺空烟四起)、《霜叶飞》(断烟离绪)、《莺啼序》(残寒正欺病酒)等词,颇有李贺、李商隐之风。另外,他亦有风格疏快明朗的词作。吴生前影响已大,追随者就已有尹焕、黄孝迈、冯去非、楼采、李彭老等词人;清代常州词派及晚清词论家对他评价尤高。
        (四)闲逸派
        闲逸派既不同于侧重艳情、婉转含蓄的婉约派,又不同于济世报国、雄深豪放的豪放派,也不同于特重音律、典雅中正的雅正派;它以山光水色、闲情逸思为主要摹写对象,以自然疏放、悠闲飘逸为主要风格特色。这派词人深受晋、唐山水田园诗派的影响,直接承继中唐张志和《渔歌子》等词的传统。他们或情志高洁,酷爱自然,或隐逸远世,保真养性,或受挫避祸、闲放退居,表现了一种特有的闲远超逸之态。就此而言,这派词可称之为逸人之词。刘麟生《中国诗词概论》和张常工《中国文学史》将宋词流派分为婉约、豪放和闲适三派;薛砺若《宋词通论》则将这一派称为颓废派与潇洒派。这派诗人随着时代氛围和个人气质、境遇的不同,大致可以分为旷逸、雅逸派。
        1、旷逸词派。宋初王禹偁、潘阆、林逋、等人已有一些吟咏山水、自然淡远的小令,欧阳修也有不少叙写风景、清淡疏隽的词作,可说是闲逸派的滥觞阶段。北宋中叶以后,苏派词崛起,其旷达风度影响广泛;加上社会政治、佛老禅学的影响,出现了一群以闲逸、旷达为主要风格的词人,如僧仲殊、徐积、米芾、毛滂、米友仁、刘一止、朱敦儒、向子諲(yin)等。朱敦儒《鹧鸪天》组词大体可以代表这一派词的风韵。如其中《鹧鸪天》:
     我是清都山水郎,天教分付与疏狂。曾批给雨支风券,累上留云借月章。  诗万首,酒千觞。几曾著眼看侯王。玉楼金阙慵归去,且插梅花醉洛阳。
        豪放派词人陈与义、张元干、叶梦得等,也有不少旷逸词。南渡后,这派词人也明显地在词中流露了亡国之恨,如朱敦儒、向子諲后期的词,但毕竟与爱国词派大声疾呼或不甘闲退大不相同。南宋旷逸派词人有李弥逊、倪称、张抡、李流谦、葛剡、范成大、李处金、陈三聘、石孝友、汪莘等。陆游后期退居山阴的词,亦颇有旷逸风格,只是更兼悲愤之气。宋亡前后,何梦桂、赵文、刘埙、黎廷瑞、刘将孙等,是这一派的余流。
        2、雅逸词派。这派词人受到晏、欧、周雅词,特别是雅正派词影响,以柔笔雅辞写山川景物,叙宴饮交游,抒闲情逸致,偏重于典雅和藻饰,与旷逸派的自然野趣、超旷飘逸有异。北宋中后期至南渡前后有黄裳、苏庠、葛胜仲、吴则礼、徐府、周紫芝、张纲、吕本中、王灼、杨无咎、葛立方、吕胜己、赵师侠等,南宋中后期有张鎡、卢炳、吴礼之、卢祖皋、洪咨夔、张辑、赵以夫、陈著、陈允平、仇远、陈德武等,人数众多。周紫芝的《小重山》很能代表雅逸派的风格。词曰:
        碧玉山围十里湖,水云天共远,戏双凫。河阳花县锦屏铺,人不老,长日在蓬壶。 一笑且踟蹰。会骑箕尾去,上云衢。十分深注碧琳腴,休惜醉,醉后有人扶。
        由上,可以看出:一直以来,词学界对唐宋词体与派的认识与讨论,虽然存在差别。但是,他们分类的标准大致是相同的,即从词的题材、风格兼及词人的性情而考虑。大体而言,词体侧重于题材、范式而论,如东坡体指文人雅词,与写宫廷生活的花间体、写市井生活的柳永体相对;而词派则侧重于艺术追求、风格,同一派别的词人艺术追求、风格都有相近,如以周邦彦、吴文英为代表的格律派,都在音律上求精,且风格婉丽。
发表于 2022-1-16 22:52:14 | 显示全部楼层
超赞!问好刚老!:)
 楼主| 发表于 2022-1-17 08:41:41 | 显示全部楼层
   三、【析派】与【辩体】
        “体”与“派”是交叉概念,明以前“体”与“派”常混淆。明以后则渐清晰,因为明清之际及清朝,派的概念已有几个基本条件。
       清初王士禛《花草蒙拾》始将“体”“派”混一,以张綖的话改说为词派:“张南湖论词派有二:一曰婉约,一曰豪放。仆谓婉约以易安为宗,豪放惟幼安称首。”自此,唐宋词被分为婉约豪放两派,据此评论词人,撰述词史,成为一种传统,影响至今未有已。
       由上,可以看出:一直以来,词学界对唐宋词体与派的认识与讨论,虽然存在差别。但是,他们分类的标准大致是相同的,即从词的题材、风格兼及词人的性情而考虑。
       唐宋词的“体”与“派”,就是两个相互有联系而又区别的问题,正确认识唐宋词的“体”与“派”,对于把握词史的发展,品析词的意境和风格,都至关重要。
       体是就风格而论,派是就传承而言。词派,指词的流派。
       大体而言,词体侧重于题材、范式而论,如东坡体指文人雅词,与写宫廷生活的花间体、写市井生活的柳永体相对;而词派则侧重于艺术追求、风格,同一派别的词人艺术追求、风格都有相近,如以周邦彦、吴文英为代表的格律派,都在音律上求精,且风格婉丽。
      词派由群体构成,一个人是不成派的;词人的体则可以是群体也可以是个体,比如吴蔡体是群体,东坡体是个体。是个人的“体”便与派不会混淆,是多人的“体”与派便会混淆。由于唐宋词派只限于侧重于艺术追求、风格,词体侧重于题材、范式而论,“派”与“体”概念有交叉,豪放派人有婉约词,婉约派人有豪放词,因此派只能是相对而言,豪放派与婉约派的界线有时就有些含糊了。所以从传承与题材范式来分派与体,古人分不清也就情有可原了。像格律词派、雅正派、风雅词派、闲逸派等都存在这种情况。
       以婉约派与豪放派为例:
      (1)、以婉约派豪放派论个人,往往过于粗略。同为婉约词人,温韦、周秦、贺晏向来并称,但他们的不同之处不下于相同之点。易安与柳永更是相去甚远。论豪放,苏辛心貌各异,难以强合。创作上各有特色的词人,不能以一体一派论之。
      (2)、苏、辛之类大家,往往兼备众体。刚健含婀娜,健笔写柔情。他们的婉约之作也不是少数,水平绝不比所谓的“婉约派”大家差。这类词很难归于一端。婉约派人也多豪放词,李清照词豪放起来也不亚于“大江东去”。
      (3)、张綖作论时南宋词藉存世不多(清代才大量整理出来),姜白石在南宋中后期词坛影响极大,开清雅之派。如果仅分两派,整个南宋的大部分词人(雅正派人)将难入归类。
       明清以来的派的划分与唐宋大不一样,因此派与体的分别就清晰起来,尤其是理论主张(传承)与区域性结合的词派则界限比较清楚,像常州词派、岭南词派等。
      明清以来的词“派”要具有下面这五个基本条件:活动基地、代表人物、一大批词人、共同的独具特色的审美倾向和理论主张(宗旨)、代表作。于是“体”便局限在个人风格或若干人的共同风格上了。
       所以讨论“体”与“派”区别的文章,都是讨论唐宋时期的。
发表于 2022-1-17 23:09:51 | 显示全部楼层
赞!慢慢学习刚老巨作!祝好!:)
 楼主| 发表于 2022-1-18 15:06:28 | 显示全部楼层
   四、【俗】与【雅】
     《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对“雅”的解释之一是“高尚的;不庸俗的”,对“俗”的解释之一为“平庸;不高雅”。
       1.词生于“俗”。词体原本就从民间词起源,就具有俗的属性,相对于诗体来说,诗雅词俗。正是因为在源头上词既有市井色彩又掺杂异域情调,所以最初的作品都来自伶工,民间艺人和歌妓,内容通俗直白大胆。如其中一首《望江南》写道:“莫攀我,攀我太心偏。我是曲江临池柳,这人折去那人攀,恩爱一时间。”
       自从文人介入之后,就有了一个由俗而雅的不断雅化的过程。
       2.“雅”的萌芽。早期文人词如太白体、白乐天体,张志和体,都不自觉地函纳了文人的思想情趣,使用文人的话语来仿效民间的词调。
       3.“俗”的回归。至飞卿体开始有意作词。花间体,相对于民间词来说,从作者的主体来说,是一次大规模的文人词体写作运动,相对于民间词的作者队伍来说,是个升华,具有雅化意义,但从词本体的词作品来说,相对于太白体等早期文人词来说,则是一次向民间词的俗化回归。花间体比之太白体等,更具有词体的属性了,也就是说,太白体阶段,文人学词,还犹抱琵琶半遮面,放不下文人学者的身段,花间体第一次由文人群体、士大夫群体放下身段,将民间词的种种特质发挥得淋漓尽致。这样,作为别是一家的词体才真正产生。
       4.“雅”的学步期。南唐体是词体真正诞生之后的第一次雅化运动,分两步走。正中体和后主体分别从不同的侧面,对于词本体给予了雅化。正中体将花间体确立的艳科题材,一变而为淡化了的、弱化了的女性题材。后主体则更进一步,索性以词体书写士大夫的情感怀抱。至此,词体的俗化和雅化,都有了一次大的演进,但这仅仅是词本体生命历程的一次预演,词本体生命中的雅、俗两大基因,都还远远没有成熟壮大。
       宋词是“雅”“俗”复杂的纠结、成长与撕裂期。
       宋之初,由前朝“花间派”的影响,拓展出一条追溯文学传承的探索道路。另一方面,后主亡国后的词风变化影响深刻,词开创出一条新路,故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 有“词至後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也正是由每个时期文人对前人的接受与创新,才将本“俗”的词,逐步推向“雅”的殿堂。
       5.“雅”“俗”的纠结期。宋词在历史上之所以成为人们心中宋朝文学的代表,首先是因为它“俗”。 词从源头上来说,是一种市井的文学,一种来自老百姓的文学,它跟诗最大的不同是:词的创作目的娱乐化、语言通俗化、内涵浅显化。正经事都是在诗里说的,说白了词不过是宋朝人的顺口溜,写着玩儿的,说的不好听,叫做“诗余”。他们想雅却脱不了俗。因为大环境决定人们的取向。宋代城市经济生活的发达对文艺(包括诗词)的影响,不算小。宋代文人士大夫物质生活十分宽裕,生活富足,促进了文化的发展。寒门庶族士子构成了宋代权力核心的主体成分,使宋代士人心态与主流意识形态呈现出一种对传统文化既亲和认同又疏离悖反的矛盾互补现象,最终影响并塑造着宋代文学的基本面貌和文学思想。在崇文重教国策和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诱导下,文士们的价值观念产生了新变,娱乐享受成为士林的合理要求和自觉追求,不同程度上显露出从流媚俗的情趣,加上从唐代开始的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道、释的融合。城市生活在文化、娱乐方面的要求,宋代是高涨的。上自皇宫盛会,中至文人学士的家宴结社,下到市民阶层的街巷深处,都有文人制词,乐工谱词,歌伎唱词。因而许多词作在相当程度上带有娱乐性、软媚性、通俗性,也无足怪。词既与生活所要求的一定娱乐性、刺激性有关,便不能不有“从俗”“近俗”的特点,譬如“诗雅词俗”的说法。“雅”和“俗”这两条看起来十分矛盾,实际上也未尝不可以并行。雅与俗,既矛盾又可以协调,互为作用,这大概是传统文化在趣味上一张一弛而馥郁酝酿的一种特性。
       “从俗”着重于题材和语言方面。文人毕竟喜“文”,虽然受民间流行文化影响,文人逐渐接受了这一艺术形式,并投入创作之中,但与民间曲子词不同的是,文人词相对典雅,他们摈弃了太过香艳俚俗的部分,倡导“绿色曲子词”,提高了词的格调。宋词的进境反映出宋代文化艺术活动的“文人化”,越来越讲究文雅蕴藉,“意内言外”,也就是说“脱俗”,“脱俗”是就文人化的格调境界而言的。
       为了打破文人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尴尬,便有了“以俗为雅”的主张。最早对“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做出正面肯定和宣传的是宋初诗人梅尧臣,稍后的苏轼承袭和扩充了这一创作主张,而江西诗派的一代宗师黄庭坚则从梅、苏诸位前辈手中接过这笔遗产,将“以故为新,以俗为雅”作为其诗论最基本的主张。因为这个主张概括了在盛极一时的唐诗之后,诗歌意象如何发展和更新的两条基本路子。
       宋代诗人具有两面性。一般是主张忌俗尚雅的。如苏轼这样来标榜自己忌俗尚雅:“可使食无肉,不可使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於潜僧绿筠轩》)。黄庭坚也有类似主张:“士大夫处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书绘卷后》)。可见他们是坚决主张要摒弃俗的。但在诗歌创作中,尤其是词的创作中,宋人又主张“以俗为雅”。苏轼所谓:“诗须要有为而作,用事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题柳子厚诗》)黄庭坚所谓:“盖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百战百胜,如孙吴兵法。”(《再次韵杨明叔序》),都是把以俗为雅与以故为新紧联在一起。
       宋代诗人对雅俗内容的认识也有所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雅俗可以转化。在理论上,雅俗是对立的,但有时审美主体在特定条件下完全有能力超越俗而转化为雅。这样,雅的内涵就有所扩大。如“荒寒”景象,在宋代之前的人们审美中是可怕的,没有美感,但在宋代却是作为一种美的境界来加以描写。其二,雅俗可以共存。黄庭坚十分推崇周敦颐,称赞他“如光风霁月”般的人生风范,但又在称赞周敦颐雅境的同时,以为“视其平居,无异乎俗人,临大节则不可夺。俗里光尘合,胸中泾渭分。”认为这种雅境应该停留在穿衣吃饭之中。宋人对雅俗内容的这些认识,无疑会直接反映在诗词创作中。
       此外,以俗为雅还与宋人普遍受到禅宗思想的影响有关。禅宗影响宋诗词主要是在两方面:其一,题材上,禅宗公案多举日常世俗之事。其二,语言上,禅宗典籍通俗活泼的语言风格。这些对士大夫思想、行为、语言等都产生了一定影响。所以,文人看待俗事俗物自然会将其提升到高雅的层面。
       这里他们倡导的俗不过是一种形式,其用意仍要归为雅。“以俗为雅”既有主张运用俗事俗物反映世俗生活和运用俚语方言俗词入诗的用意在,但重点还是在“为雅”上。那些世俗的题材内容、粗浅的俗语方言,经过作者的加工提炼和处理,使之进入诗词这一高雅的文学殿堂,并具有审美意境,这才是“以俗为雅”的最终目的。
       因此宋代词人的词多雅俗互见,苏轼如此黄庭坚如此就是柳永也如此。
        6.“雅”“俗”的撕裂。
       但“雅”“俗”毕竟是对立的,对“雅”“俗”的观点各人态度不同。有宋词坛的柳、苏两体,就是这两大类型的继续和扩张。
柳永乃一个落魄书生,终日流连于坊曲,得以充分采纳市井之声,利用市民情调取代贵族情调,改变了词的审美内涵和审美情趣,变“雅”为“俗”。仔细看柳永词的内容,大多描写是男欢女爱陈旧题材,借以表现社会底层人士生活的酸楚;亦或工于羁旅行役,抒发包括自身在内的江湖漂泊人士的寂寞。“柳永其人本身含有雅词的一面,但俗词更是它的本质属性。柳永其人本身就有另阿哥属性,他本身应该说还是士大夫的一员,也自然拥有雅文化的一面,但他的词作,更多地是代市民立言,是写给市民看的,后者更是他的本质。”(王洪《论柳永体对民间词的回归》) 词源于民间,本就带有浓厚的下层属性,而柳永重回民间,更是将词推向社会真实的“俗”。“以文人词融合民间,以文人眼光审视和汲取民间,发展到宋初的似乎有些失去活力的文人词,在柳永手中,得到活水源头,立即显得生动鲜活起来。可以视为文人词产生以来的第二个阶段。我们这样来审视柳永体的词体地位,就可以将他视为一个旧时代的结束者,也可以将其视为一个新时代的开拓者。” (王洪《论柳永体对民间词的回归》)
       而宋初晏殊、欧阳修为代表的士大夫文人则继承南唐词风,继续其“雅化”进程,所以词在北宋初已经大体有了风雅之貌。晏殊对柳词的创作方式是不赞同的。 
       在内容上,晏殊将男欢女爱含蓄化,典雅化,做到艳而不淫,哀而不伤,与先前柳永等人轻佻浅薄的词风完全不同,风格上典雅含蓄,情中更引人深思,充分突出婉曲细腻的丰富情感,多了一层深刻反思的意味。柳永写的是平民生活,而晏殊写的是贵族生活。然而二人又是同样地反应了社会的现状,加之对艳词的创作,二者有共同点,却无甚影响。据说,柳三变因作词而升不了官,“三变不能堪,诣政府”。晏公(晏殊)曰:“贤俊作曲子么?”三变曰:“只如相公,亦作曲子。”公曰:“殊虽作曲子,不曾道‘彩线慵拈伴伊坐’(柳永《定风波》词句)。”柳遂退。
       欧阳修对柳永的态度则不同。有学者统计:“欧阳修艳词占总数的四分之三,”“完全学柳的市井艳词,也达到欧词总数三分之一左右”。欧词虽然对柳词有着许多接纳,但在创作前进方向上,却是进一步创新士大夫化的词体写作,主要特征表现为:(1)深厚的情感内涵。(2)渐大之堂庑。(3)典故的使用。(4)以诗为词的艺术表达方式。
       苏轼以诗为词,开创婉约而豪放的词风,由“俗”向“雅”的方向发展。在苏轼之前,就女性形象而言,晏殊,欧阳修多是描写上层女性形象,柳永描写的则多为沦落风尘的女性形象;而就男性形象而言,这些前人塑造的多是含情脉脉的。苏轼描写女性形象,却以自身参照万物,有“老夫聊发少年狂”和“我欲乘风归去”等酒徒亦或豪杰等男性形象的词句。在苏轼的美学思想体系里,存在着对柳永“从俗”倾向的批判意向。但语言语法运用上则不拘一格,“俗”“雅”并举,实际上又推进了“俗”。
      李清照一批婉约派人则继续推进“雅”,他对王安石、苏轼等“俗”的方面多有微词。
       7.“雅”的胜出。
       从宋初到南宋中期“雅”“俗”都是拉锯战,“雅”只略胜一筹。但到南宋中后期,宋、金签约相峙,朝中投降派主政,偏安江南,享乐之风又起。当时词坛,除少数词人追随投降派沉湎声色、粉饰太平外,辛派词人继续燃烧着爱国热情,有一批词人则转向山水隐逸,另一批词人则以姜夔、吴文英为代表,以周邦彦(字美成)为先导,走向潜心研究词律、创作高雅清醇词作的道路。他们既不满婉约词的香软柔媚,感到有伤风雅,不合时代气息;又不满豪放派词的粗豪激昂,以为有失韵度、不符词体特点。他们的词格调较高,音调和婉。陈廷焯《白雨斋词话》极推重他们,称:“姜尧章词,清虚骚雅,每于伊郁中饶蕴藉。”又称:“张玉田词,如并剪哀梨,爽豁心目。”词亦成为更加高深典雅的文人词了。从此以后雅词占了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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